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

这本书看完已经有好多天了,想写一篇文章却又不知从何写起。周五的晚上,心情欲显浮躁,于是想静下心来,再翻翻这本书,写点东西。是为记。

这是一本不错的书,作者说,他“是用细节构建一个立体的曾国藩。”书中从曾公的家信、日记以及同时代人的记述,力图从细节中发现曾国藩。书分三个部分,以下结合自己的理解进行简述。

正面说曾国藩的蜕变,从“愤青”到“老奸巨猾”,写他一生所受的耻辱,写他和左宗棠的恩怨纠缠,写他在湘乡老家的悟道。最精彩的部分是写他和左宗棠的恩恩怨怨。两人都是一时瑜亮,很自然的就会有“既生瑜,何生亮”的情况发生。书中分析说,曾国藩是黏液质性格,“这种人得特点是反应缓慢,行动拘执,谨慎内向,凡事只肯说三分话。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,下判断也比一般人慢。”而左宗棠则是典型的多血质,“这种人得优点是反应迅速,做事果断,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,定下策略。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,性情过于张扬外露。”两种不同性格的人,都想扶大厦于将倾,自然会造成种种冲突。其实曾国藩早年在京城的时候,也是一个脾气火爆之人,“曾国藩到北京头几年与朋友打过好几次大架”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克己之功,变得渐渐宽厚,是以在左宗棠咄咄逼人之时,在左宗棠百般刁难之际,仍然能够处处忍让,心平气和地面对他,这份修养自然是左宗棠难以企及的。当曾国藩去世的时候,左宗棠终于肯低下骄傲的头颅,不仅自称晚生,还在挽联中写道“谋国之忠,知人之明,自愧不如元辅;同心若金,攻错若石,相期无负平生。”书中有一段评语写的相当好,“王船山说,圣贤一定是豪杰,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。在郭嵩焘看来,曾国藩是圣贤,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,这就是二人的区别。”当如是。

左侧面从他的个人财务状况来条分缕析,这一部分也是自己不太感兴趣的部分,记忆最深的是书中说,“按张仲礼的说法,如果他的总收入不超过二百一十六万两,那么就不会被判定为一个贪官。”而曾国藩“他在家信中说,他所积养廉,一万八千两。……,曾国藩去世之时,身边所存,基本与此数相符。”书中别处还说了一个小时,曾国藩去世之后,他的家人竟然没有钱看病,还是还是左宗棠进行了资助,他的“宿敌”也不禁被其风骨所倾折。

右侧面写曾国藩的迷信和天命。写他从信风水到晚年信天命,从相面到算卦。几乎现在被批判的所谓迷信活动曾国藩都做过,甚至在两军对垒之时用算卦来决断。晚年的时候还和朋友半开玩笑地说,在墓志铭上撰写“不信书,信运气;公之言,告万世。”自己目前人生阅历尚浅,不敢言天命或者运气之说。不过个人认为,先哲说天人合一,既然如此,天命既是人命,既是芸芸众生之命,天命不可违,芸芸众生之命又岂能因为一个人的作为而有所改变?

作者说“几年来,我阅读他越深,对他的敬意越重;”诚以为然。

 

附书摘:

几年来,我阅读他越深,对他的敬意越重;

对许多人来说,曾国藩的主要意义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,在意志力的推动下,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。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,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“中国式力量”。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,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,有弹性,有容纳力的一面。在满清重臣中,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“以诚相待”的人。这一高度,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。当然,另一方面,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,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。总而言之,他让我们对祖先五千年积累的文化有了更全面的认识。

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,锋芒毕露,人必非之;

可以说,没有长沙之辱,就么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。这一次挫而后奋的成功,给了曾国藩一次印象极深的自我教育,更强化了他愈挫愈奋、百折不挠的性格特点。从这次经验中,曾国藩领悟到,对于有志者来说,挫辱是最大的动力,打击是最好的帮助。咬紧牙关,把挫辱活生生吞下,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。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。几十年后,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:“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,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,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”,“百端拂逆之时”,“只有逆来顺受之法”,“所谓打脱牙和血吞,真处逆境之良法也”。(曾国藩在长沙办团练,与官员不合,处处被掣肘,甚至被绿营兵打上门来,后来避之于衡阳处,打脱牙和血吞,筚路蓝缕,从零开始筹建湘军。湘潭大战中湘军大败了太平军,曾国藩才挽回面子)

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。单线思维、唯我独革、愤世嫉俗、矫激傲岸。做起事来手段单一、风格强硬、纯刚至猛、一往无前。因此处处碰壁,动辄得咎。中年以后,曾国藩终于在与世界的战斗中变得圆融了。然而这种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,而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中悟出来的,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华而来的。这是曾国藩与别人的不同之处,所以他的圆融是以质朴方刚为基础的,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不可同日而语。历经千折百磨之后,曾国藩的初心并无任何变化。他的志向仍然是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。他不再认为通过雷霆手段,能迅速达到目的。然而他还是相信通过浸润之功,日将月就还是可以实现这个理想的。

梁启超说:“曾文正者,岂惟近代,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;其惟我国,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。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,在当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,其所遭值事会,亦终身在指逆之中。然乃立德、立功、立言三不朽,所成就震古铄今,而莫与宗者,其一生得力在立志,自拔于流俗,而困而知,而勉而行,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;不求近效,铢积寸累,受之以虚,将之以勤,植之以刚,贞之以恒,帅之以诚,勇猛精进,艰苦卓绝,如斯而已,如斯而已。”

他(曾国藩)认为交友贵雅量,要“推诚守正,委曲含宏,而无私意猜疑之弊”。他总结说,对朋友,首先要诚,“凡人以‘伪’来,我以‘诚’往,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”。第二是敬,“至于与人交际之道,则以‘敬’字为主”。其次是恕,“我要步步站的稳,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,我要处处行得通,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。所谓达也。今日我处顺境,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;今日我以盛气凌人,预想他日人亦有盛气凌我之身,或凌我之子孙”。然后是浑,“惟忘机可以消众机”。人际交往中凡事不可过于计较,分得太清楚。最后,则要做到“不嫉妒”。曾国藩认为这一点及其重要,以至于他晚年以“不忮”也就是“不嫉妒”作为遗嘱,嘱咐后人。

王船山说,圣贤一定是豪杰,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。在郭嵩焘看来,曾国藩是圣贤,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,这就是二人的区别。(有一定的见地)

三十岁以前的曾国藩:
虽然跃过了龙门,但此时的曾国藩整个眼眶里只装得下出人头地,光宗耀祖。从气质到观念,与其他庸鄙的乡下读书人并无本质不同。在白杨坪这个小天地里成长起来的曾国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,朝夕过往不过是些鄙儒,其中甚至还有损友。进京为官之前,曾国藩耳目所听闻的,不过是鼓吹变迹发家的地方戏;头脑中说想的,不过是当官发财,给家里面争口气。好友刘蓉说他当时“锐意功名”,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“急于科举”。在道光二十三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:“余少时天分不甚低,厥后日与庸鄙者处,全无所闻,窍被茅塞久矣。”
缺点有四:
1. 心性浮躁,坐不住;(经常宴起);
2. 为人傲慢,修养不佳;(脾气火爆,和朋友打过架);
3. 伪,谓对人作几副面孔;
4. 曾国藩自认为自己还有一个缺点,必须改过,那就是“好色”。(“午初,人欲横炽,不复能制”,做了“不应该做”的事情,遂骂自己“真禽兽矣”)。

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,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,一个中人,通过“陶冶变化”,可以成为超人。话句话说,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,他的本领可以增长十倍,见识可以高明十倍,心胸可以扩展十倍,气质可以纯净十倍。愚钝之人,通过自我磨砺,也可以看得透,立得定,说得出,办得来。浮嚣之人,也可以变得清风朗月般从容澄净。偏执之人,亦可以做得到心胸开阔,不矜不伐;

康熙皇帝说,学贵初有决定不移之志,中有勇猛精进之心,末有坚贞永固之力。朱熹也说:“为学譬如熬肉,先须用猛火煮,然后用慢火温。”做事也是这样。做至大至艰之事,开头一定要提起全力,有股冲劲,“猛火”痛烧一段,否则绝难成功。

在此后的漫长一生里,写日记并公之于亲人朋友,一直是曾国藩最重要的自修方式。即使戎马倥偬中,他仍日记不辍,并且抄成副本,定期寄回家中,让自己的兄弟、儿子们阅看;

多年以后,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,作为“无事不可变”的例证:“即经余平生言之,三十岁以前,最好吃烟,片刻不离。至道光壬寅十一月二十一日立志戒烟,至今不再吃。四十六岁以前做事无恒,近五年深以为戒,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,即此二端,可见无事不可变也”

曾国藩在立志自新之始,是相当急于求成的。戒烟成功,极大增强了他“学做圣人”的信心。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,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,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。但过了数月之后,他发现,戒烟乃是“脱胎换骨”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。要改掉其他缺点,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。

曾国藩终生对“恒”最为用力。举读书一例,他推崇“读书不二”:“一书未读完,断不看他书,东翻西阅,都是循外为人。”他读书有愚公精神,强调“耐”字诀,“读经有一耐字诀。一句不通,不看下句;今日不通,明日再读;今年不精,明年再读。此所谓耐也”。不弄明白决不罢休,一点一滴的积累,不可速求。“求速效必助长,非徒无益,而又害之。只要日积月累,如愚公之移山,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。”其实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,曾国藩的这种学习方式是很不科学的。人得本性是好逸恶劳,见异思迁。这是因为本我是受“快乐原则”支配的。逃避痛苦、紧张,不断追求新的刺激,是人类最根深蒂固的本能。如果对这种本能因势利导,则可以事半功倍。英国著名作家毛姆说:“一个人不可能每一天都具有不变的心情,即使在一天内,也不见得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。”因此,他读书是随自己的兴趣,不一定读完一本再读另一本。马克思也是这样。他钻研哲学或者政治经济学久而疲劳时,便演算起数学题来,或躺在沙发上读小说,诗歌,而且间或两三本小说同时打开,轮流阅读。由于各种不同信息刺激的是大脑皮层不同的部位,读这一类书使这一部位的大脑皮层劳累了,而换读另一本书时,这一部分大脑皮层就获得了休息。这样轮换使用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,就减少了大脑的劳累。

按张仲礼的说法,如果他总收入不超过二百一十六万两,那么就不会被判定为一个贪官。那么曾国藩一生到底积蓄了多少钱呢?同治七年十一月,他在家信中说,他所积养廉银,一万八千两;

静中细思,古今亿百年无有穷期,人生其间,数十寒暑,仅须臾耳,当思一搏。大地数万里,不可纪极,人于其中寝处游息,昼仅一室,夜仅一榻耳,当思珍惜。古人书籍,近人著述,浩如烟海;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,不过九牛一毛耳,当思多览。事变万端,美名百途,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,不过太仓之粒耳,当思奋争。 然知天之长,而吾所历者短,则忧患横逆之来,当少忍以待其定;知地之大,而吾所居者小,则遇荣利争夺之境,当退让以守其雌。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,则不敢以一得自喜,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; 知事之多而吾所办者少,则不敢以功名自矜,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。 夫如是,则自私自满之见,可渐渐蠲除矣。 当今之世,富贵无所图,功名亦断难就,惟有自正其心,以维风俗,或可补求于万一,所谓正心者,曰“厚”曰“实”,厚者恕也,己欲立而立人,已欲达而达人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存心之厚,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风。实者,不说大话,不务虚名,不行驾空之事,不谈过高之理,如此,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。

回首往事,他(曾国藩)越来越认同,人得主观努力能施展的范围其实相当狭窄,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。运来天地皆同力,运去英雄不不自由。没有那个运气,一个人再挣扎也是无济于事。(不太认同,当此青年,应奋发图强,即使天命不可违,也应努力违之,方不负此平生。若年轻之时,就听天由命,此生何乐?此人何义?)

从自己的亲人身上,他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。他的几个女儿,每一个择婿的时候都是千挑万选,这些女婿多是自己至亲好友之子,其公婆都是立身品立的正人。然而女儿各个命运悲惨。长女纪静之婿袁秉桢放荡凶暴,嫖娼酗酒,且不敬岳父,私取公款。纪静在夫家受尽了冷落,年仅二十九岁就去世了。二女纪耀之婿陈远济幼时十分聪明,长大后却平庸懈怠,了无生气,纪耀平时郁郁寡欢,终生不育。三女纪琛之婿罗允吉是个花花公子,不务正业,其母又刁悍刻薄。更想不到的是,刚出生的一个多月的儿子,在南京被炮声惊吓而死,曾氏目睹伤心不堪。四女纪纯之婿郭刚基人品学问都不错,却又体质羸弱,二十一岁变病死,留下纪纯拖着两个儿子守空房。(小女儿福气最大。)

“以不言者为体,以所言者为用,以不言者存诸心,以所言者勉诸心”

他愈是感到“天命难违”,愈是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,甚至达到了极端的程度。“志之所向,金石为开”一语,就是他晚年用来勉励年轻人的。

用郭嵩焘的话来解释曾国藩的成功是最恰当的。郭嵩焘在日记中说,有一个朋友问他,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。他回答说:“楚人只带三分蠢气,盖孔子所谓愚不可及”

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。人到中年,虽然磨砺性情,“知自己处处不如人”,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,不肯轻议人非,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,劝勉子弟也一直说:“少年不可怕丑,须有狂者进取之趣,此时不试为之,此后必将不肯为矣。”

往年苦思力索,几于困心横虑,但胸中有字,手下无字,近年在军中不甚思索,但每日笔不停挥,除写字及办公事外,写字一张,不甚间断,专从间架上用心,而笔意笔力,与之俱进,十年前胸中之字,今竟能达于腕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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